談到茶馬古道很多人首先聯想到的是成群結隊的馬幫，穿過橫斷山區(qū)原始森林，橫跨金沙江，翻越莽莽雪山，年復一年的穿梭于云南與西藏之間的畫面。從古至今，這條艱險而神秘的古道讓不少專家學者為之著迷。在查閱很多史書資料后，筆者厘清清末民初滇藏茶路因種種原因，不得不改變原始路線，重新探尋新的進藏路線的前因后果，力求還原一個真實的“滇藏新茶路”。
從康熙到同治年間（1662-1874年）歷時200年左右，云南與康藏一直保持著有史料記載的茶葉貿易。但滇藏貿易商路歷來以交通險惡聞世。這條傳統(tǒng)商路也被稱為“滇藏北線”。
但自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義，在與清廷近17年的戰(zhàn)爭中，滇藏北線茶路斷絕，云南銷康藏的茶葉減少。清末民初，由于當時西藏地方上層在英帝國主義勢力的慫恿下，漢藏關系趨于緊張，數度發(fā)生川藏戰(zhàn)爭，社會動亂頻仍，使本來已非常艱困的滇藏交通發(fā)生阻礙，嚴重影響滇茶銷藏之路，滇商亦陷于困境。
云南茶商在清末民初開始了探尋新的進藏路線。
楊守其為麗江納西族商人。據李拂一先生文稱，楊守其1910年左右進入拉薩學做生意。1921年后由拉薩經加爾各答坐船至仰光，經緬北回到麗江。幾年后舉家經緬甸到加爾各答定居。楊回印度后寫信建議在佛海的恒春茶莊張?zhí)碾A將部分茶運至緬甸景棟轉印度由楊銷售進西藏，成功后獲利不小。此為滇藏新茶路的發(fā)端。后張?zhí)碾A因資金短缺，人手不足，建議同鄉(xiāng)“洪盛祥”號經營此條茶葉路線。
從上述史料我們可以看出早期滇緬印藏新茶路的發(fā)現正是由這些多年在印商號、商人的努力而變成現實。所以“鑄記”的后人馬家奎才會說：“1923年先父與旅印商家洪盛祥（騰沖董耀庭）、恒盛公（鶴慶張相誠、張相如）、楊守其（麗江納西族、旅印多年、熟悉印緬商情）等開辟了經緬甸、印度轉入西藏的運茶路線”。
與緬甸交通發(fā)展相對應，與緬甸景棟毗鄰的我省滇南茶葉產區(qū)最具條件的佛海逐漸發(fā)展成為云南對藏新茶路的關節(jié)點。各大商號紛紛在佛海搶占山頭。
1926年，騰越實力強悍的大商號“洪盛祥”在佛海開設“洪記茶莊”，專營銷藏茶葉。“洪盛祥”引進猛庫大葉種茶在佛海種植500畝。從生產、收購、加工、運輸和銷售一條龍，開始左右佛海市場。
1927年，（李拂一記1928年）恒盛公由印度葛倫堡、緬甸洞己、景棟進入佛海，建立了“佛海茶廠”，廠房占地20畝，院內可容納馱牛200頭，常年設灶兩口。生產規(guī)模僅次于“洪記”。生產上只揉藏銷緊茶，其余各廠則緊茶、餅茶、散茶都揉。
21世紀初，李拂一回憶滇藏新茶路開通后恒盛公進入佛海后的情形是這樣說的：“1928年春，恒盛公派員攜帶巨款到猛海設立茶莊，與洪記一較短長。未及設廠，即以12元一馱的高價向恒春茶莊搶購1000馱，運印銷售。當時市價不過（一馱）八九元。如此高價，于是猛海茶葉大受鼓舞，蓬勃發(fā)展，制茶工廠如雨后春筍，先后成立了二、三十家。每年有猛海出口經緬印運銷入藏的緊茶高達三萬擔。每屆冬季，祥云、鎮(zhèn)南、蒙化、景東等縣的馬幫，千數百匹，都趕到猛海，代各茶莊馱茶出口。由猛海至景棟一道，300余里，漫山遍野，連帳如云，炊煙四起，人喊馬騰，熱鬧無比。把一個寂寞無聞的邊荒地區(qū)頓時渲染得有聲有色。由景棟載茶西行至瑞仰海和火車站的卡車，數十百輛，日夜風馳電掣，絡繹不絕。沿途千數百里，賴以生活者眾”。這時的佛海撐起了云南茶葉的大旗。滇緬印藏新茶路的發(fā)現從旅印滇商麗江楊守其倡導了此線的發(fā)端，而后洪盛祥、恒盛公、鑄記等在印商號將新茶路變成了現實。鑄記因資本實力小，楊守其因一直是個體在新茶路的開通后始終在配合其他大商號做經營。洪盛祥的輝煌在1942年戛然而止，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唯有恒盛公的馱隊直至1954年底依然在佛海的原始森林，西藏帕里的崇山峻嶺中前行（1942年至1946年上半年因日軍占領緬甸而一度中斷）。
來源：普洱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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